儒家文化与,当下文坛要有塑造典型人物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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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文坛要有塑造典型人物的追求。我希望作家们能将此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在自己心中树起一个塑造典型人物的文学目标。

2016年5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弘道书院在国学馆122会议室共同举办了“儒家文化与《白鹿原》思想座谈会”,借此缅怀刚刚故去的史诗巨作《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先生。本次座谈会有幸邀请到来自儒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界的十几位学者,对陈忠实和白鹿原以及白鹿原所反映的儒学传统和关学意识等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讨论。

典型人物;英雄形象;形象;文学;作家

一、开幕及致辞

记得最早学习文学理论,记住了小说有三个要素: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其中又以人物为最重要。尽管后来的现代小说观对传统的文学理论充满了颠覆性,现代派的小说家也完全可以不按人们公认的小说样式来写小说,但我始终觉得人物这个要素对小说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常常会引用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文学即人学”,其实就是说文学是观察人、研究人和书写人的。半个多世纪前,我国文学理论家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强调文学必须通过人来反映现实和时代,来表达价值评判。他说:“除非作家写不出真正的人来,假如写出了真正的人,就必然也写出了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和当时的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但作家应该不仅仅满足于在小说中以人为中心,把人物写活,而且还应该立下更高的文学目标,这就是要写出典型人物。典型人物是指小说中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个性特征。黑格尔说:“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现出心情和灵魂的深度。”我以为,黑格尔所说的“心情和灵魂的深度”往往聚焦于小说的典型人物身上,作家的表现越是具有深刻性,所塑造的人物便越是具有典型性。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梁涛教授和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先生共同主持。在经过默哀仪式之后,首先由人大国学院梁涛教授发言致辞。梁涛教授指出在民国之初的社会环境下,中国有两条道路可走,“一个是土改、革命的道路,无产者具有革命精神,经过革命运动进行改造,凝结成坚定的力量,最后夺取政权。另外一个是儒家学者提出的方案,他们想立足乡村,通过乡村建设重建一个文明或者重建一个新礼俗社会。”在那样的动乱时代中,每一个抉择都可能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变动,而“《白鹿原》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非常细致的社会大变动的画面,把非常抽象的、以前进行理论分析上的理论框架,有血有肉地落实到具体生动的事件、人物之中。正是这一点,我非常认同《白鹿原》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历史。”

优秀小说提供新典型人物形象

然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韩星教授的“白鹿原、《白鹿原》和关学、儒学”主题报告把基本的背景情况做了详细介绍。韩星教授分析《白鹿原》小说以白鹿原命名,大概是因为陈忠实生长在白鹿原,故事也发生在白鹿原,是半记实、半虚构的民族史诗性作品。白鹿原与《白鹿原》,历史与现实、真实与想象、思想与情感,等等交织融汇,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精神家园。而这个精神家园就是《白鹿原》所描写的——关学、儒学。

近20年来作家们在对待典型人物的态度上似乎出现一些反复。比如在新写实的潮流中,作家们为了摆脱宏大主题的约束,便强调写“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写碌碌无为的小人物,虽然他们的小说也生动地描摹出众生相,但显然缺乏能够体现作者对于生活深刻见解的典型人物。不过应该承认,从主流倾向来看,作家们仍然看重对典型人物的塑造,一些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优秀小说,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典型人物形象。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其成功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作者精心塑造了白嘉轩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白嘉轩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个乡绅的典型形象。中国乡村现实的文化贫瘠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社会的乡绅阶层的彻底消失。陈忠实也写出了一个乡绅在社会衰败期的复杂性格,他丝毫不掩饰乡绅在原始积累上的罪孽,写白嘉轩若没有种植罂粟的经历,就难以从众多普通农民中出人头地。但他更强调了白嘉轩在精神上的充分准备,写他遵循着儒家的“仁义”,恪守着“学为好人”的信仰,让我们看到白喜轩在道德上的操守和践行,其实就是为当地开通了一条文化泉水流淌的渠道。当然,在白嘉轩这个典型人物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作者陈忠实的“心情和灵魂的深度”,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重新认识的深度。

澳门新葡京官方网址,二、朱先生的原型人物介绍

针对《白鹿原》小说中的唯一确定人物原型——牛兆濂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渊源以及其与陈忠实先生和《白鹿原》的关系做了分析讨论。

牛兆濂曾孙、现任云阁书院院长、西安牛兆濂研究会秘书长牛锐说:“小说当中130个人物,基本上没有完完整整有生活原型的,朱先生唯一是有生活原型的人物,而其原型是关中地区被老百姓广泛流传的牛才子。在《白鹿原》中虽着墨不多,但却是白鹿两家之外的另外一条暗线,即以儒家的角度看待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格局。而小说当中的每一个高潮都有朱先生的出现。”由此也可以看出牛才子在陈忠实先生心中的地位以及在《白鹿原》中的重要性。“牛才子不仅仅是我家族的一个长辈,更是中国传统的人格象征和社会精神。透过牛才子,可以看到几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归宿,从道不从君,体恤民生,关注底层的济世情怀,是为民族兴亡奔赴前线的一腔热忱,审时度势对时事了如指掌,是平静对待死亡的哲人态度。”

西安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关学研究中心主任王美凤教授进而对牛兆濂先生的学理思想进行了补充介绍。她认为:牛兆濂的思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理学思想方面,蓝川先生对张载开创的关学与程朱理学之间的继承和发挥。蓝川作为清末民国初期的关中大儒,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很多的发挥,尤其在理学本体论上,如理本和契本、礼仪风俗概念的认定等。

第二,蓝川先生在特定背景之下,从学理方面梳理孔孟的思想并推演理。蓝川先生也致力于古代理学典籍的整理,牛兆濂先生为了整理吕大临的《云阁礼记传》16卷,长期辛勤劳动,最后双目失明,作出巨大的贡献。

第三,学理思想的社会实践。关学最大特征就是注重懂善识学、恭行礼教。从张载到蓝田三吕,一直牛兆濂先生,关学学人仍在坚守关学的实学特征。

她评价说:“我们不敢说他是关学的最后一个学人,但蓝川先生绝对是清末民初关学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集大成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研究》编审罗传芳先生认为陈忠实现身在以牛兆濂为原型建构朱先生这个人物的时候,实际上是实现了“朱先生、牛才子、陈忠实三个人实现了同构”,并且指出牛兆濂与儒家文化及关学关系极为密切,还总结了关学的三个特点,即兼容并蓄、敦行教化和独立人格。而这些在牛兆濂先生身上多有体现,体现了张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

三、《白鹿原》反映的儒家传统文化与陈忠实关学精神

对于陈忠实先生《白鹿原》是否展现了关学精神,学者多有讨论。自由学者赵寻先生认为:“陈忠实乃是关学门外汉,完全不足以承担关学复兴的责任。”
“陈忠实所代表的关学意识,在80年代文化寻根意识之下发展出来的关学意识。但这种意识并不那么浓厚和正宗。”

牛锐先生则认为:关学的精神已经融入到关中地区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和血脉当中。这一点也得到了韩星教授的认可,韩老师指出《白鹿原》所体现出来的是儒家文化,而非儒学。“儒家文化是学术性的东西渗透到民间社会当中形成的”,或许会掺杂有其他,但却是真切反映了儒家思想。罗传芳先生认为陈忠实对所有传统文化的理解,是他到那个地方感受到的祖辈们所口口相传的东西。

罗传芳先生指出陈忠实先生把朱先生当作一个精神的载体,将关中精神凝聚在朱先生的身上。“在朱先生身上,有儒家的一切美德,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这些东西在他身上都是活灵活现的,从朱先生的两个儿子的名字——怀仁和怀义即可看出。陈忠实在构想人物时把儒家精神置入其中。”因此,陈忠实先生在借小说里的朱先生来表达他的一些观点和思想。

姚中秋教授对陈忠实先生有很高的评价,他说“陈忠实先生在一百多年来的现代文学史上以及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观念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指出: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观念之中始终围绕着“家”而展开的,如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直接冲击中国人家的观念;宋儒辟佛,横渠、二程重建家、宗族。中国反复受到外生观念或者政治力量的冲击,每一次冲击的切入点都是家。而在《白鹿原》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各种外来的思想、政治力量,在家、家族和乡约这些方面汇集并纷争乃至毁坏,这是现代中国变动的主题,也是现在文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破家、非家、出家。

陈先生对“家”是一个正面的描述,不管是对家长尤其是对长子婚姻、祠堂包括宗族的治理,总体而言是一种肯定性的态度。“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陈忠实先生这本小说确实是‘平地一声雷’,这样一本小说正是对‘家’的重新回归。”

梁涛教授也认为:“在1993年的时候,从正面刻画的一个儒者形象有积极意义的。”在那种大的学术环境下,他从正面评价,对一般的社会大众而言会有新的了解,这个作用不可低估。

四、《白鹿原》的写作方法和主题

除了人物和思想的分析,学者还从文学的角度对陈忠实先生和《白鹿原》进行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方兢认为:“文学理论最重要的范畴是不存在的,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范畴。在方法上,陈忠实基本上没有超越,但在思想上实现了超越。”他指出“以前文学作品都是政治本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是政治本位。1986年开始转向,文化超越政治,文化本位超越了政治本位。而《白鹿原》是代表性的,这是其一大贡献。”

而陈忠实先生的生活经历对其书写《白鹿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陕西作协《延河》杂志常务副主编、编审张艳茜女士说:“陈忠实的文学人生,有两个关键词贯穿始终,一个是剥离,一个是寻找。这两个关键词,对他造就《白鹿原》是非常关键的。”所谓“剥离”,即指“剥离狭隘的农民精神视野,不能仅仅以一种传统的农业文明意识看生活,还要具备一定的现代文明意识。同时,剥离政策执行者的角色,要还自己一个作家的角色。最后,剥离非文学的文学观念。没有这一次次剥离,就没有后来的作家陈忠实,也没有后来的《白鹿原》。

关于主题,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北大学学报》主编刘炜评教授认为《白鹿原》是乡村题材文学作品,都是写当下乡村生活的进行史,而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写出了十来个或者七八个有一定典型性的文学人物形象”。他说:“陈忠实先生的小说自觉不自觉地有虑到中国的乡村,乃至于中国整个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个意义上,我用了‘乡愁’这个词。”
这个“乡愁”是指对乡村历史文化性的一种忧虑精神情绪,而这种乡愁是和现当代的乡村文化建设密不可分的。

五、《白鹿原》与儒学传统和乡村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儒教研究室主任赵法生先生将传统乡村文明建设和《白鹿原》联系,并总结为三个典型方面,即:一个是朱先生。朱先生传播的是儒家的人生哲学,没有朱先生就没有儒家的精神气质。朱先生在塑造白鹿原的精神方面,可以说是是灵魂人物,是传统乡土文明的灵魂,提供了一种人生信仰。第二,白嘉轩。白嘉轩是族长是乡绅,他是乡绅,他的载体是宗族、祠堂。第三,传统民间信仰,比如羚羊先生、和尚道士作法等,这些体系、民间信仰,文革之前都有,构成了乡下人传统信的系统,儒家教你怎么生活、怎么做人,儒家信仰给你死后一个安生地。

而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全根先先生则将《白鹿原》中儒家思想与乡村文化建设提出:《白鹿原》通过塑造白嘉轩、鹿子霖表现陈忠实先生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是儒家思想中“义”与“利”不同的抉择。事实上,“‘仁义’二字贯穿这部作品的始终,仁义不仅是个人修养、准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因素。”

最后,韩星教授总结说:“文学讲究人物的塑造,但另一方面非常符合儒家文化核心的人格建树,即人格塑造,这是现在一般人读后能有所感触的地方。中国人特别讲究人格魅力,《白鹿原》里面塑造的人物,无论是朱先生还是白嘉轩乃至其他人物,都是非常生动活泼的,有血有肉的,有小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塑造了各种人格形象。”这也是文学与儒学思想建构相通之处,也正是陈忠实先生所做出的贡献,也是《白鹿原》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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