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口袋本不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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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书籍开本越来越多样,精巧的小开本也颇为时髦,但是真正的“口袋本”依然凤毛麟角。口袋书的杰出代表当属日本的“文库本”,物美价廉,轻巧便携,内容从经典到流行,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大出版社都有自己的“文库”系列,数十年来大行其道,日本人地铁通勤、外出旅行手不释卷,“文库本”功莫大焉。但是与此相反,“口袋本卖不动”,似乎是多年来中国出版界的一个“共识”。
2011年,新星出版社从
“午夜文库”中精选十种,做过一套经典推理小说的口袋本,每册定价15元,网店打折后,更是比普通平装本便宜许多。“午夜文库”副主编褚盟说,这套口袋本卖得还可以,但想必也得益于“午夜文库”品牌开拓出的市场,“口袋本的价格优势不是决定性的”。
价廉、便携的口袋本为什么会“卖不动”呢?它真的不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吗?就这一话题,“中国当代书籍装帧摭评”豆瓣小组的豆友们展开了讨论。
岩波文库四种
日本“文库本”的题材不仅是轻小说、漫画等休闲读物,严肃的题材一样会做文库本——其实普及经典恰恰是文库本的初衷。1927年,岩波书店的主人岩波茂雄创办岩波文库,希望以装帧轻便的廉价丛书的形式,来普及古典名着及其经典评述,极受读者欢迎。这是文库本兴盛的一个关键起点。
口袋本不适合收藏?
介末花花:口袋本的出现应该与人的阅读习惯和对待书的态度有关。从阅读习惯上来说,口袋本适合于外出的路途中阅读,但中国人在路上更习惯于读报,而不是书,现在流行看手机或电子书、平板,所以,在习惯上就一直没有给口袋书留下存在的空间。而从对待书的态度来说,口袋书不适合收藏,所承载的内容适合于可娱情但无深度的流行作品,而中国大多数人买书是为了坐下来阅读,并希望阅读后还可以收藏,以备将来再看或转让或干脆不看就摆着。从这点上来讲,口袋本也难以生存。如果再附加一点的话,口袋本实质上除了便于携带外,还是廉价本的代名词,但在中国,廉价本的代名词是盗版本。所以,中国特色的盗版书更是口袋本的天敌。
另,我所知道的比较有名的口袋本是三联版《金庸作品集》(编者注:成品尺寸为105×171mm,比一般文库本的105×148mm略高)。由于炒作的原因,如今价格已颇为可观。但这是一个特例。
银鱼妞妞:似不可轻易否定口袋本的收藏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头看看更早些年的“晨光本”、“良友本”和商务的“小精装”,阁下所谈到的“三联金庸”也可做一例。书的优劣主要在选题、制作和价格,这就是所谓的性价比吧。至于阅读习惯,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习惯在车上看报纸或电子书的人,你就是把书做成皮面烫金,他们大概也不会买纸质书的。
老姜:文库本也适合家里储藏,见过专门为文库本尺寸设计的书架,好像普通日本人家里并不宽敞,这可能也是日本出版人所考虑到的问题吧。文库本制作并不简单,很多是无线胶装,用纸要软,否则小书硬邦邦的不易翻开。
口袋本很方便,但是字小,读起来费劲 两小无猜
:口袋本确实很方便,但是我觉得跟日本的“文库本”比起来国内的口袋本普遍字太小,比如“午夜文库”那套字就偏小,三联那套口袋金庸更是小到极致了,颠簸中看很毁视力,而且横排书需要一直把书完全展开,没有竖排读起来省事。
另外说实话,试一下帝都早晚通勤地铁最拥挤的比如一号线,即使是口袋本读起来也很费劲,人贴人不说,有时候根本就是灯光被完全挡住的状态,所以还是用手机这种小巧又不需要灯光的电子阅读工具更方便也更实际。
岁月的泡沫:我很喜欢小开本书,尤其是一只手就能拿住并且翻页的书,坐车时经常遇到没座的情况,小开本的书方便拿着看。尤其是推理小说这类的,开本小,价格低,看完可以送人,是最好的了,弄成精装收藏本,比较浪费,看推理的人中喜欢成套收藏精装本的恐怕十分之一都不到。
种瓜得瓜:最近因为工作的变动,很多书都是在车上阅读的,所以小开本或者口袋本还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小开本和口袋本必须厚薄适中,这就限制了它的内容。我个人不会选择浅阅读的书,所以除非口袋本做成多册一种,如果一册一种,那在选题上其实很费脑筋。
书鱼:个人很喜欢口袋本。
关键还是编辑思路,我觉得除了小说外,还有诗集、漫画、学术书,都很适合做口袋书。但口袋本对装帧要求也挺高的,既要方便还要结实。
不能把口袋本和轻阅读画等号
lonelyplanet:我不是特别喜欢文库本。因为文库本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廉价。没有什么收藏价值,随看随扔。
其次,文库本从开本上给人的感觉是——轻阅读。让人以为和这种书挂钩的往往都是“网络小说”、“言情小说”等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的文字。
老姜:日本文库本的类型是很多的,历史、文学、画册都有文库本的发售。从内容到尺寸到装帧,中国其实没有出版过“文库本”这一类的书籍。
至于轻阅读重阅读,都是读者自己给安上的标签,有的书在你看来是轻阅读,但在他人看来可能会是“重阅读”,反之也是。
两小无猜
:日本也会把名着甚至是大部头出成一套N册文库本的,随身携带方便,价格也便宜。所以说把文库本和轻阅读画等号不科学。
文库本初衷就不是为了收藏,只是因为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才会有人收藏文库本啊。
银鱼妞妞:是的,开本大小似乎与阅读的轻重无关,更与书本身的文化含量相去甚远。记得中华书局曾出版过一套“历史知识小丛书”,作者可都是大家,读来受益匪浅,至今怀念不已。
老姜:包括以前的“五角丛书”,也是延续了民国时期的“一角丛书”的概念,书虽然比文库本要大一些。中国目前正是缺少这种形式的读物,可以把阅读的人群和阅读的区域扩大一些,也可以改变现在人均4.3本/年的阅读状况。
讨论内容采自“中国当代书籍装帧摭评”豆瓣小组。

鲁迅《故乡》插图之一,司徒乔绘

所谓“小开本”图书也称“口袋书”;这种书虽然无明确界定,但“大抵指开本小于32开,印张少,分量轻,便于携带的图书”。

汪家明先生在给刘运峰先生编著的《那时书妆:“百花小开本”散文书衣》(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所写的序言中,对“小开本”图书下了一个比较简明的定义:所谓“小开本”图书也称“口袋书”;这种书虽然无明确界定,但“大抵指开本小于32开,印张少,分量轻,便于携带的图书”。汪家明的序中,除充分肯定了“百花”版小开本的编排和装帧艺术风格外,还列举了不少种中外著名的“口袋书”,比如规格为105毫米×148毫米的“岩波文库”、当年范用先生设计的窄32开的“读书文丛”“今诗话丛书”(均为北京三联版)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12本一套的“外国名诗”丛书(95毫米×130毫米);汪先生还提到,他编辑出版的“小开本”有50多种,比如“20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以及冰心、叶至善、李杭育等人的散文随笔集……

汪先生的序,引起了笔者对1949年后“小开本”图书出版史的兴趣。笔者以为,就文学读物的“小开本”而言,恐怕至少有两种是不能忘记的,一种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通俗读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文学初步读物”丛书,另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58年开始到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文学小丛书”。

信息公开,先说“文学初步读物”丛书。这套丛书是在1953年3月开始出版的,大约出到上世纪60年代初即停止了。根据笔者所见,丛书共出了五辑,每辑都是20种(共100种),前三辑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两辑则分别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前四辑都是直排,第五辑后出的一部分,开始改为横排。起初的一些本子的版权页上,并未标明开本规格,后来才标明开本是787毫米×1168毫米1/50(即50开本)。

这套丛书的《出版说明》给读者交代了其编选范围:“大致分四方面:一、在古典文学遗产中比较容易了解的作品;二、‘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或长篇中的片段);三、当代作家们的创作及群众创作中已有一定评价的短篇作品(或长篇中的片段);四、翻译外国文学中可供学习的优秀作品。”但是第一辑出版的20种,实际上只包括了四个方面中的前三个方面,如《解珍解宝》(选自《水浒传》)、《火烧赤壁》(选自《三国演义》)、《故乡》(鲁迅)、《春蚕》(茅盾)、《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郭沫若)、《斗争钱文贵》(选自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也就是说,该辑中并无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从第二辑开始,才出现了少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如希克梅特的《卓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筑路》(选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野小鬼》、周作人(当时署名“周启明”)翻译的《伊索寓言选》等。

这套丛书最显著的特点有三:一是通俗——应该说这也是适合当时广大读者普遍的文化水平的。二是篇幅极小——一般只有二三十面(页)左右(以致于被读者称作“薄本书”),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3月出版的刘白羽的《血缘》,正文仅1万字(版权页字数,下同),页码仅22面;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孙犁先生的《荷花淀》,正文仅7千字,页码仅14面。三是都有插图,是图文并茂的。

不过,上述第二个特点在当时就受到了一些读者,特别是图书管理和发行部门的同志的批评。比如1957年7月出版的《读书月刊》上,就有一篇署名“金益”的短文《对出版薄本图书的一点建议》。作者指出:这种图书“每本篇幅都很少,一般在二三十面左右。这些书的书脊当然不可能印字,加以品种繁多,陈列管理都十分困难,而图书发行部门则由于房屋设备等客观条件限制,因而对这类图书已确有无力经营之感”,“而一般读者则认为这类书内容过于简短,读后没有保存价值,买去不合算,不如化二三十分种时间,到书店门市部去看一本来得实惠”,但是“一般县、镇的图书馆、阅览室也同样由于陈列保管等问题难以解决,没有兴趣买”,总之,“由于以上一些问题,已使薄本图书的发行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因此,“这类图书的版式篇幅问题,确有进一步研究改进的必要”。

至于图文并茂,当然是应该的,但这套丛书中插图的质量和水平,当时就被认为是参差不齐的。比如王朝闻先生认为,“画家司徒乔为鲁迅小说《故乡》所作的插图,特别是描写鲁迅和闰土会见的那一幅”,是比较好的,但他同时又指出,同一画家给《斗争钱文贵》所作的插图,是有缺点的,效果不佳;他并且直言不讳道:“‘文学初步读物’的插图,有些画得不大好。……有的形象空虚、呆板,甚至丑恶;有的笔墨油滑、潦草、干瘪、单调乏味,以致不但不能使小说的主题更富于说服力,使小说中的形象更加具体化,甚至连装饰书籍的装饰作用都很不够。”(王朝闻:《谈文学书籍的插图》,见《新华月报》1953年第7期)。

“文学小丛书”诞生于“文学初步读物”丛书出版的后期。其出版背景是否跟“文学初步读物”丛书在上述方面受到的批评多少有点关系,笔者无从得知。根据有关资料,出版“文学小丛书”的计划,最早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提出的;1958年开始正式组织编辑和出版时,其倡议者和推动者,则是继任(社长兼总编辑)的王任叔(巴人)。按照时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的说法,当时是“企图像日本的‘岩波文库’、英国的‘企鹅丛书’、德国的‘莱克兰姆版’、美国的‘近代丛书’及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那样,成为包括古今中外名著的袖珍版”。(楼适夷:《零零碎碎的记忆——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见屠岸等:《朝内166号记忆(插图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4月,第375页)。

“文学小丛书”最初几辑每册的扉页前都有一段文字,交代了该丛书的出版宗旨,颇具时代特征:“‘大家要学点文学’,‘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这是党的号召。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时间有限;我们为此出版这套“文学小丛书”,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间,很快可以读完。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

从出版史上的角度看,这套“文学小丛书”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内容上,的确是覆盖了古今中外;二是洋洋大观,在短时间内,至少出版了一百五六十种;三是开本更小,版权页上标明是787毫米×1092毫米1/50(50开本,其页面尺寸为105毫米×148毫米,即与“岩波文库”相同);四是虽然篇幅也不大,但已不再是“薄本书”了,书脊上起码都可以印上书名、作者和出版机构等信息;五是影响较大,“文革”后还曾经两次改版印行,书目总共接近200种。

1958年至1960年出版的“文学小丛书”,每本书是编了序号的,据笔者所见,到1960年底时,至少已经出版了140种。但不知何故,此后虽然也出版了不少新品种,如1962年10月出版的《朝花夕拾》(鲁迅)、1963年2月出版的《草原》(契诃夫著,汝龙译)、1963年7月出版的《长夜行》(于伶)、《上尉的女儿》(普希金著,孙用译)等,却再没有序号了。

1978年和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先后两次改版印行“文学小丛书”,从内容上看,有以前同名书的重出本、修订本和增订本,也有增加的部分新书。从形式上看,1978年开始出版的改成了787毫米×940毫米的32开本(诗集开);而1984年开始出版的,又改成了787毫米×1092毫米的32开本(普通小32开)——趋势是开本越来越大,后者已经完全不是“小开本”了。

201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六十年(1951~2011)图书总目》,其中所列的“文学小丛书”的书目,共190种。根据笔者检查对照,这190种图书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文革”前出版的“小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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